六月节 Juneteenth | 来自黑色读书会的礼物
十九世纪美国的恐惧、奴隶制和自我塑造
奴隶解放之后，为何自由仍未到来？在内战前后及重建时期，废奴叙事和平等话语如何生产新的服从关系和压迫形式？“被自由的黑人”（freedman/freedwoman）作为自由经济个体的生活，与种植园资本主义之下黑奴的生活，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延续性和继承性？身体、欲望、感性、表演和日常实践又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
非裔女性学者赛蒂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的开创性专著《隶从的场景》(Scenes of Subjection)常被指认为非裔悲观主义（Afro-pessimism）的前奏，其原因在于她的研究深刻揭示出，试图通过自由主义及人道/人本主义话语和实践，来克服、超越和弥补奴隶制对黑人主体性和能动性造成的损害，不仅是无力而无效的，而且根本上是反黑（anti-black）的。法律层面的自由平等掩盖了种族剥削关系和不平等形式的更新与深化，事实上与白人中心和白人至上主义一脉相承。与此同时，哈特曼拒绝对黑人抵抗形式（包括逃逸、庆典、起义和革命）的简单化解读和盲目崇拜。在她看来，由于当代研究者被剥夺了接近奴隶和庶民经验的途径和媒介，一切进入历史档案的材料，甚至包括能够得以面世的黑奴自传，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上位者和精英话语的产物。我们只能不断靠近，却永远无法修复和重现被剥夺声音乃至抹除肉身存在的黑人生命。在本书中，多种形式、创作主体及功能的文本交织混杂在一起，呈现出在废奴前后的美国南方，暴力与亲密、死亡与愉悦、自由与枷锁密不可分的图景。这样的写作是一种在极端暴力和不可能性中，向无名死者寻求启示和警醒的珍贵工作：黑人不再为奴，却仍然被迫屈从于奴役和非人化的历史与现实。这一洞见要求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构并推翻启蒙-殖民时代以来统治世界的权威观念，譬如自由，譬如人何以为人。（文：康康）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7年
《通向全球性种族概念》（Towards a Global Idea of Race）一书作者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公义研究院的教授丹尼斯·费雷拉·达席尔瓦 (Denise Ferreira da Silva) 。本书勾勒出后启蒙时代欧洲庞大思想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对西方哲学、科学、文化、政治和殖民行为等做出批判和反思，并尝试回答为何有色人种在反种族思想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依然承受暴力。
作者认为，种族差异统治并维护如今的全球权力架构，种族作为话语、知识和道德，制造了一种全球空间。从启蒙时代开始， 在科学理论的冲击下，一众欧洲哲学家如康德和黑格尔为了挽救人的特性，强调人的“内在”对“外在”的支配 。他们认为，人拥有内在的践行理性和自决能力，能超越和支配外在的大自然，但由于地域、生活环境、道德文化差异，人的支配能力也有高低之分。非欧洲人尽管也具备天赋的理性和自决能力，但受到外界不同程度的制约，并非真正拥有历史观的觉醒的“人”。以上关于“人”的理论划分，在现实中的指代便是欧洲白人和欧洲内外的非白人。这种暴力的、武断的对于“人”的二元认识，为欧洲殖民和对有色人种的控制和压迫，提供了哲学和理论基础，让暴行变成了所谓高级文明、更有“人性”的白人对于落后文明和半人类的帮助和提拔。
这样的二元区分，通过经济、哲学、科学等看似客观中立的话语，不断巩固自身地位，压制及稀释了可能出现的伦理和合法性危机。本书的三个章节，分别分析了哲学史、科学和现代性三套话语体系下，对于“人”的种族化构建和区分。作者也不断提醒我们，虽然今天人们不再用生物和科学来解释种族差异，取而代之的是从文化角度的解释——即种族差异是文化差异、不同种族代表或体现了不同的文化，但这两种不同角度的解释背后，逻辑却是相似的：白人的文化仍要优越于有色人种的文化，种族不同仍被建构成某种本质化的二元对立。
本书的语言相对晦涩，对各领域的西方哲学、科学和历史文本，进行了深刻的阅读和批判。也指出了目前种族理论，尤其是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和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对种族思想的根源的理解的不足。巴西背景的作者也基于巴西的种族历史和原著民历史，对欧洲殖民和种族主义建构进行了批判。本书虽然有一定阅读难度，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种族”在西方思想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功能，理解“种族”如何成为粉饰暴行的话语和手段，成为如今权力架构最重要的概念和现世基础之一。（文：李若昱、黄广智）
（英译）杜克大学出版社，2017年
“黑”作为一种肤色，“非洲”作为一个地域范畴——在欧洲中心的现代史里被贱斥的外部，却正是启蒙理性及其知识计划的隐藏基础。在《黑色理性批判》（Critique of Black Reason）里，非洲当代最重要哲学家之一的阿希尔·姆班贝（Achille Mbembe）继承法农与福柯的思想武器展开分析。他追溯了早期现代欧洲如何发明种族概念。其中，“黑人性”(Blackness)作为种族概念的典范，是在一种剥离现实的想象结构中被不断生产出来的欧洲人的他者。这种想象驱动着对黑人的持续暴力压迫，黑人的身体在资本主义与殖民体系中成为人体商品、人体矿产与人体货币，而黑人则在这样的条件下试图改变自身的处境。尽管脱离了非洲原本丰富的生活脉络而被殖民者命名以单一的”黑人”，被标签为奴隶，如同被榨取的原材料，但他们在反抗中建立起新的社群，并积极地主张自身的”黑人性”，这些成就值得被重视。不过在这种新的肯定姿态中是否也包含着未能被足够反省的事物？姆班贝质问：黑人思想在这里是否能够彻底反对欧洲人发明的种族概念，还是仅仅反对种族地位上的劣势？他指出黑人思想应该彻底地正视种族概念的起源才能达成根本的批判，也就是意识到奴隶的商品化是种族压迫的源头，从而能够迈向具有普世意义的批判——亦即批判今日资本主义体系中越来越严重的、对于所有劳动力、乃至于所有生命形式的商品化。
从非裔遭受殖民、奴役、隔离的经验出发，姆班贝在另一本重要著作《死亡政治》里讨论当代主权对于人口的控制，这在一方面是对从福柯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例外状态”论题的推进，另一方面则基于种族主义与殖民的历史提出更深的批判。政治在这里是对于哪些人可以活着、哪些人可以死去的一种计算，某些人口的福祉可以合理化对另一些人口的榨取及抹除。肉体杀戮、自杀、社会性死亡、甚至患病死亡等等，都属于“死亡”的不同形式，甚至被压迫者的抗争形式也在当代的死亡政治下有着相应的变化。当明亮的公共秩序底部即是夜之暗面，“谁的命算是命？”是当代全球各地“死亡政治”的基本题目。（文：邓晨）
阿希尔·姆班贝（Achille Mbembe）
（第二版）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0年
《黑人马克思主义》（Black Marxism）一书为已故历史学家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所著。罗宾逊曾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专攻政治学与黑人研究。本书探究了早期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非洲身体资本化（African bodies as capital）三者的关系，揭露了奴隶制发展背后的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并溯源黑人基进传统。这本书虽然初版于1983年，但并未在当时受到太多关注，直到2000年的再版才引起了讨论的热潮。许多学者认为此书对黑人研究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并为研究黑色大西洋世界（Black Atlantic World）的学者们畅想了一个依然充满许多未知与可能性的研究领域。
罗宾逊在书中追溯了黑人基进传统的历史，将其描述为“一种源自黑人历史经验的革命意识”。这个观点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框架的整体质疑。在罗宾逊看来，马克思错误地视欧洲模式为中心，以英国工人阶级经验代表世界无产阶级，这正是因为他忽视了黑人社群以及资本主义的种族特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正是倚靠种族主义剥削才达成。虽然《资本论》中的一些章节讨论了殖民主义的发展与沿革，但马克思从未将殖民地及种植园经济视为现代资本主义进程中的核心部分。罗宾逊认为这也正是马克思忽视了奴隶制度下的阶级斗争以及殖民秩序下的农民起义的原因。
大西洋奴隶贸易“发明”了“黑人”这一种族概念，并在西方意识中抹去了黑奴身上的非洲语言、传统和历史。但是，这些非洲意识保留在了非洲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身上，并塑造了反抗跨大西洋种族资本主义压迫的黑人基进政治传统。这种反抗不仅仅是对他们被迫忍受的暴力做出的政治化的激进回应，更是为了抵抗种族资本主义试图重塑非洲、创造无历史意识与无文化意识的人类标签所做的努力。在总结他对16世纪以来美洲奴隶起义的看法时，罗宾逊写道：“非洲人民与非洲侨民有着共同的经历，这不仅给他们留下了共同的任务，也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愿景。”通过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他进一步指出真正的矛盾在于 “帝国主义与解放的辩证关系”，而当代对解放的讨论正应建立在理解这一矛盾与被抹除的历史的辩证关系之上。
罗宾逊想要挖掘的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对现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修正，更是从根本上挑战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正如罗宾逊的学生、历史学家罗宾·凯利（Robin Kelley）所说，“《黑人马克思主义》这本书既不是拥护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它是从黑人起义的悠久历史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辩证的批判，并通过批判来构建一个完全原创的革命理论以及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全新解释。”（文：黄倩清）
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
十字出版社，1984年
《姐妹亦外人》（Sister Outsider）是美国黑人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作者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是世界性别研究历史中至关重要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和诗人，她同时也是一位非裔女性酷儿和养育一儿一女的母亲。作为黑人女性和酷儿，洛德既是美国人，也是美国社会的局外人；她长期承受着社会的机构性种族和性/别歧视，但不屈服、不妥协，保持清醒和愤怒来对抗社会不公。《姐妹亦外人》这本文集共收录了洛德在1976到1984年间的十五篇游记、散文、信件和演讲等。洛德逝世于1992年冬天。
“姐妹亦外人”是洛德的自白，也是她给女性姐妹的告诫。这一称呼可以指不同肤色的女性都是处于父权制权力核心之外的姐妹，也可以指姐妹互为外人——同为女权主义者，白人女性被赋予高于黑人女性的种族优越性；同为黑人，黑人女性也会内化社会中的种族歧视，从而厌恶黑色皮肤甚至是她的黑人姐妹。洛德尖锐地指出，白人中心的女权主义默认白人女性代表了标准女性气质，其她女性的经历和视角被忽视，她们的作品也甚少被白人女权主义者谈及。而黑人女性受到的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的交叉性压迫，发生在她们生命中的角角落落：在公共交通上，在学校里，在应聘时。基于这些共同经历，黑人女性之间本应有更多的共情和姐妹情谊，但很多人却恰恰内化了伤害她们的父权制种族主义，学会了厌恶自己，厌恶黑色皮肤，成为了其她黑人姐妹的外人。她们渴望理解，又互相仇恨，压抑自我，甚至互相攻击。
在《愤怒的功用：女性回应种族歧视》（“The Uses of Anger: Women Responding to Racism”）一文中，洛德主张，面对种族歧视，我们应保持愤怒。愤怒是对同行者的期待，是对建立平等公正社会的急切渴望，是受压迫者最朴素的表达。如果女性只有恐惧、内疚和仇恨，结构性的压迫不会发生变化。愤怒有助于我们辨明种族主义的运作以及我们自身的盲点所在。因此，我们必须表达愤怒，也要学会聆听她人的愤怒。(文：Lulu、靳夏楠)
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
杜克大学出版社，2015年
于耶鲁大学从事族裔、种族和移民研究的骆里山（Lisa Lowe）教授于2015年出版《四大洲的亲密性》（The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本书通过并置和梳理英国殖民主义、美洲定居殖民、奴隶贸易和华人劳工的历史，展现了被自由主义话语所掩盖和割裂的奴隶制和劳工制、殖民和帝国之间的内部延续性。她认为，19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不是一个线性的、解放性的进步话语，而是一种服务于资本主义和帝国扩张的权力表述。西方的自由和现代性话语，不但没有促进欧美叙述中的“他者”获得政治上的自由和主体性，反而是增强了种族化的劳工分工、各个地区的割裂和对私人情感领域的切割和宰制。
骆里山分析了早期奴隶叙事中Olaudah Equiano的自传，消解了废奴主义所宣称的先进性，并揭示其间种族和资本主义话语的流变。之后，她通过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来窥视中产阶级卧室中的殖民地商品，并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政治道德论述与东印度公司在香港和内地贸易扩张相交叉，最后借C. L. R. 詹姆斯和杜波依斯来反思与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史观对殖民主义与奴隶制的忽视。通过这些文本和历史，她将空间地理上的临近、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亲近和不同种族之间的密切互动，三种不同层面上的亲密性联系在一起，强调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错综复杂的历史联系，由此跨越中心和边缘的二分，将亲密性作为切入帝国和资本历史性状况的分析工具。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跨国视角，去反思当下跨地区、跨族裔的社会不公，并质疑将一些主体和地区排除在“人”之外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话语的遗产。
在书中，骆里山解释了她为什么选用英国-尼日利亚艺术家因卡·修尼巴尔CBE（Yinka Shonibare CBE）的作品《瓶中的奈尔森船》作为该书的封面。该作品以1:30的比例复刻了英国在1805年打败法国和西班牙战舰的“胜利号”，并将其装在瓶中，在2010到2012年间于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展出。该作品的船帆部分采用了19世纪被荷兰殖民者复制的印尼蜡染（Batiks），后来却常被认为是非洲传统服饰的布料。船所代表的跨大洋贸易，包括了从奴隶贸易、茶叶鸦片等经济商品的运输，到东亚和南亚的契约劳工的全球流动。这也使船成为在西欧海洋霸权之下的帝国扩张的符号代表。骆里山将修尼巴尔的“瓶中船”作为“现在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的缩影，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凝视，将历史带入现在，一个历史仍在流转的时刻。（文：cheshirecat）
骆里山（Lisa Lo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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